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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無鄉遠(2022)

七頻同步錄像
16:9 | 4K | 彩色 | 24’30” | 多聲道 | 日語 | 中英文字幕

 

《虛無鄉遠》是由香港藝術家李繼忠與日本藝術家伊佐治雄悟合作的研究式創作。

項目關注二十世紀初的滿洲,在傳統帝國崩解與新國家被創造的過渡之際,因戰爭殖民而推動的大規模人口流動。農業開拓民成為殖民政策的另類工具,在那片黑土地上開拓新世界,於陌生國度中建立「家」,在虛無中放棄、重新尋找自我身份。他們陷入了「憧憬 — 建立 — 離開 — 滯留 — 遺返 — 排斥」的循環中,生命在「虛無鄉」中不經覺地虛耗,而嚮往的國家與家鄉卻無法再對他們視如己出。只因親手寫下自己名字,而後無來處亦無歸處。當戰爭完結後70年,除了可在空間與物質中追溯「人」存在的痕跡外,那些關於「去、留」的集體記憶、身體經驗與情感遺產仍然影響着現今的東北。

方法

兩位藝術家在全球疫情的影響下無法親身進行跨境實地考察;反之,他們克服地理限制並透過交替式的研究方式,代替對方去到各自身處的國家進行調研與訪談,然後共享素材、互換感受。項目當中一個主幹部分,是層層鋪展前開拓民的回憶錄文本,繼而重訪當時的遺返歸鄉路線,猶如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般,體驗當下的東北與歷史中的滿洲重疊。在共同研究和創作期間,雙方因語言、文化、歷史背景的明顯分野而產生錯置的視覺,經過反覆的協調和討論,發覺那本質上的差異彌足珍貴,因為跟「滿洲」蘊含的複雜性並無二致,所以那拒絕單一化的態度亦盡量保留在作品與寫作中。

歷史背景

滿洲地帶於二十世紀初由原本一個多族群、部落、軍閥、勢力交匯的灰色地帶,因戰爭與鐵路發展慢慢被統合成一個多民族國家。由1920年始,在半自願情況下移民滿洲者,大多數是鐵路職員、投資者、軍人與技術人員。1932年,滿洲國在日本帝國的推動下成立。日本關東軍於1936年5月制定《滿洲農業移民百萬戶移住計劃》[1],1936年8月制定了《二十年百萬戶送出計劃》,日滿移民政策正式進入了第二階段——1937年至1941年為正式移民期。

自九一八事件後,滿洲同時成為了日本在東亞的戰爭前線與後方,在國策殖民的日本開拓者以農民與基層工人為主,因為日本在1937年開始全面進攻中國,滿洲作為東北亞的糧倉,以及日本致力發展的礦業與輕、重工業,為戰爭前線提供足夠的軍糧與補給。另一方面,因滿洲地理上接壤蘇聯,雖然蘇軍的主要戰場仍是在歐洲,但關東軍還是為滿洲設下四道屏障:分別依次為天然屏障(山脈、河流)、人工屏障(堡壘、城墻、前哨站)、關東軍,及滿洲開拓民,後者正是關東軍的「稻草人戰術」中的稻草人,目的是在必要時阻擋來自北方的烏鴉。後來事實證明了,滿洲國官員與關東軍在日本正式投降前已逃到接近朝鮮的通化,開拓民就被遺棄或是被命令透過自我犧牲抵抗或拖延蘇聯紅軍。

開拓民自身的身份認同原本並不會因移民而產生本質轉變,因為當時日本國民一直在「民族國家」的氛圍下生活,滿洲國中的台灣、朝鮮族、滿族、蒙古族、漢族在實質上被帝國視為次等。1937年後半強制性的國策殖民者,他們的身份直至終戰、甚至歸國後都處於一個很模糊的狀態——雖然立着「五族協和」的建國口號,但滿洲國有涇渭分明社會階段制度,日本本土國民在官方稱作「內地人」以區隔次之日治朝鮮與台灣的移民,而三地都有本身的國籍法,日本本土就滿洲國的國籍法一直沒有達成共識,因此,滿洲的國籍法在戰爭完結時還沒有完成立法。來自日本本土的開拓民保留原有的日本國籍,但破例擁有日滿雙重戶籍[2]與滿洲民籍。因此,日滿拓殖者必須經歷一個強制性的「身份過渡化」過程,尤其以這項目的研究對象——農業開拓民為例,亦有人堅持「內地人」身份認同,覺得到「新天地」來只為了機會和開拓;有的則視滿洲土地為他們的依歸,因為土地就是他們的生存之源以及延續家族的基礎,這正在日僑遣返過程中在精神與心理角度上理解祖國(Motherland / Homeland)和家(Home)最大的分別。

日本於1945年8月宣投降;1946年開始在國民政府與美國的協助下啟動了在滿日僑遺返政策。在返回日本後,前滿洲國民並不能順利回復出國前的身份,成為次等公民——被社會在道德上批判與歧視,被認為是唯利是圖之輩,但國家戰敗後就回國接受庇護。戰後,以美國為首的駐日盟軍軍總司令頒佈人口政策,把日本人以外的其他國民(前日本殖民地國籍者)驅逐出日本,目的是把日本塑造成一個單一民族國家。被遣返的在滿日僑除了在身份和社會地為上陷於一個尷尬的境地,戰後的社會福利與保障不能跟日本人相提並論。

無論如何,身份認同並非如護照般白紙黑字,「過渡」更是一個複雜過程;以上的歷史與細節脈絡有助我們去嘗試重塑當時的開拓民與遣返者在那個時間節點上,於多重身份的過渡經驗中嘗試調整心理狀態。

 

關於作品

《虛無鄉遠》聚焦於滿洲時期開拓民逃難與遣返的歷史,是李繼忠與伊佐治雄悟基於共同研究而合作創作的一組錄像與聲音裝置。

李繼忠根據歷史文獻與回憶錄,透過影像與創意寫作構築了一個七日的時空,通過想象重塑逃難與遣返的七天旅程中難民們的心理變化,以此探討政治驟然更迭之下,身份「過渡」的複雜過程。通過群體參與式的拍攝方法,李氏導引本地參與者的主體性與創造力,將繼承於複雜歷史與集體意識中的虛無感呈現出來,對於身份的困惑在歷史與當下之間交織:

「玉音放送」花了一段時間才傳到村子裏——團長一早跑了,那時侯只剩下她們、老人與小孩,『戰爭都是大人和男人們做出的決定。』她們拋下這一句,就無奈地遵從命令由「新天地」中的虛無鄉出發,徒步走到最近的城市和收容所,等待被遣返回國。為了避過南下的他國軍隊,唯有繞過主要道路,不得已走進密森裏。從北方的炎夏,走到初冬;她們把可以帶上的夏裝都一層一層地穿上了。一路上,一群烏鴉一直跟着在頭上盤旋,總覺得她們活不長久。她們在途中遇上了不同的人,因為自然環境嚴酷,結伴的人越來越少。在收容所住上幾月後,最後被送到碼頭,她們卻虛耗得只剩下軀殼。突然間,遠方傳來那首歌,就如往年每個早上,在虛無鄉的田野耕作時,當歌曲響起時大家都停下手上工作,寂默聆聽。但這次霎時回頭,依舊無言,且找不到焦點,因那首歌似曾相識但不盡相同。

在調研中偶然讀到的一本滿洲國旅遊指南讓伊佐治震驚不已——除了內文採用愉快的書寫風格介紹滿洲當地特色景點和紀念品外,扉頁還印了滿洲國國歌。曾通常被用來傳情達意、延續傳統的歌曲,在政權面前成為了自上而下用於統一國族認同的宣傳工具。歌詞中對於「新天地」與「新滿洲」的宏大暢想,對民眾而言,只能帶來疏離與壓迫感。因其政治隱喻以及用詞澀難明而被修改成幾個不同版本的滿洲國歌,最終成為隱匿在歷史之中的無聲碎片,如同這段被抹去的歷史記憶。伊佐治用他在日本重訪遣返者泊岸地點時收錄的田野錄音,對映至國歌原本的旋律,回應這一空洞政權與不經計劃的移民政策的荒謬感,也是一次對於這段隱藏于現代景觀背後的歷史的重審。

因應疫情限制之下的局部旅行與田野調研,兩位藝術家的創作互文而互補,才能共同回應滿洲地區複雜多元的身份認同與歷史。在時間迴廊中,觀眾跟隨着開拓民的步伐,走過北方的山嶺與森林。突然從來處響起陌生的曲韻,與影像中的人們一樣從虛罔中驚醒,兩位藝術家的目光亦在此刻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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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標是在20年間移民100萬戶(一戶五人,共約500萬人口)。

[2] 遠藤正敬,《満洲国における身分証明と「日本臣民」- 戸籍法、民籍法、寄留法の連繋体制》,《アジア研究》第 56 巻第 3 号,. 2010 年 7 月。

 


 

工作人員:

導演、劇本:李繼忠
研究員:沈軍|伊佐治雄悟

製作
製作經理:姜軍馳
拍攝助理:李文瑄|常笑

攝影
攝影指導:李繼忠
攝影師:姜軍馳
副攝影師:劉赫|吳文禮
無人機攝影:李繼忠

後期製作
剪接、調色:李繼忠
文本翻譯(中-日):李彥慶
文本翻譯(中-英):李威

聲音與音樂
聲效:李繼忠
音效混音:野澤美香|伊佐治雄悟
音樂:閆玉龍
配音錄音師:池田諒

演出
費詩幻|劉欣宇|張藝凡|叢妙|艾子園|田一岑|苗嘉育|劉桂玲|蟲二|魯鳳榮|沈軍|李與|李繼忠

聲演
伊佐治雄悟|安達桃代|遠山尚江|森ゆうな|津賀恵|齋藤春佳|平子寿十|池田諒|河上初子

鳴謝
河西|付經岩|黄婉珊|李致恿|潘赫|宋元元|謝天昊(冥葬樂隊)|張露|朱建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