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還、繕修與進退維谷——戰爭中的物件、記憶與文獻
復還、繕修與進退維谷——戰爭中的物件、記憶與文獻（2018）（節錄）
文：李繼忠
香港淪陷期間，很多資金都流向日軍在太平洋與其他的戰爭區域。而當時陷入嚴重財困的港英政府，面對龐大的維修開支預算，遂向其中一個政府的重要資助者滙豐銀行[1]求助，但當時滙豐銀行亦急需重建銀行損毀部分以及補償資產損失而自顧不暇（⋯⋯）日軍投降後，滙豐銀行職員在保險庫內發現大量不屬於銀行或存款人的資產[2] ，例如金銀珠寶、軍用品以及鴉片等等。（⋯⋯）港英政府決定透過公開拍賣 （public auction）[3] 的形式， 售賣以上物品以籌募重建公共建設和銅像的費用。但他們馬上就遇到另外一個難題，就是並非全部物品都適合在公開拍賣中出售，例如二戰後遺留下來的武器（子彈、軍用汽車、槍炮）和鴉片等。以後者作為一個案例，港英政府就以半公開拍賣的形式售予新加坡的藥廠用作製作麻醉藥用途。而最後在公開拍賣中獲得的收益，部分用以成立特殊收益基金 （Special Revenue Fund），以支付把銅像運回香港與維修的費用。
在這段關於戰爭、殖民與後殖民的歷史與記憶中，銅像以不同的形象和形態出現，當中的物流以及物質轉變形成了一個完美的循環 —— 由日軍佔領香港擄走銅像，把銅像熔掉轉變成武器用於戰爭和侵略其他國家；到了日本戰敗投降，銅像由日本運回香港，港英政府搜集日軍侵略得來與戰爭中遺留落下來的物品在公開拍賣中售出，轉變成資金復修銅像。物質層次上，在這一個循環當中除了記載了銅像飄洋過海，經歷了權力更替，亦見證符號性表徵的轉變，以及人們如何面對過渡 （transition）這命題。
[⋯⋯]
到了研究的中後期，筆者終於從英國國家檔案獲得相關資料。1947年時任港督的楊慕琦 （Mark Young）在當年2月向英國藩政院 （Colonial Office）報告中提及，銅像由英國軍事聯絡部 （United Kingdom Liaison Missions）從東京帶回港 。
繕修 —— 不完整的維多利亞女皇像與遺失了的銅像藍圖
當港英政府知悉銅像被發現時，並沒有馬上處理它們的去留，始終香港百廢待舉，而銅像復還的問題相對不重要。在英國藩政院的公文中 [4]，港英政府延遲處理銅像的其中一個主因，是戰爭破壞和改變了中環一帶的城市景觀和建築，所以希望藉此機會進行新一輪城市規劃與填海工程，並於1947年提交意見書予宗主國。
與此同時，港英政府聯同工務司署 （Public Works Department）以及旗下的建築辦公室 （Architectural Office），成立臨時公共雕塑委員會 （Public Monuments Committee）。委員會委託自30年代起於中環開設雕塑工作室的駐港意大利雕塑家拉烏爾．比加齊 （Raoul Bigazzi）負責研究與重新製作女皇像失去的部分。
從委員會的討論文件中可見，在女皇像從日本取回時，她的身體各處被切走或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壞：
1. 她左手拿着的寶球 （Orb holding in her left hand）；
2. 頭上的皇冠 （The crown on the queen’s head）；
3. 權杖 （The sceptre）[5] ;
4. 拿着權杖的右手 （The right arm holding the sceptre）；
5. 皇座椅背上的正中央，安放在雕花底座的帝國皇冠 （An imperial crown resting on the ornamental pedestal in the centre of the throne）；
6. 皇座椅背上的獅子（A lion on the throne）；
7. 皇座椅背上的獨角馬 （A unicorn on the throne）；
8. 一對耳環 （A pair of earrings）；
9. 皇座椅腳旁的一塊往下的鑲板 （A receding panel at the foot of the throne）；
10. 兩口飾釘 （Two studs）；
11. 皇座旁的一塊鑲板 （One side panel of the chair）。
維多利亞女皇像原本由居住在倫敦波特蘭坊區 （Portland Place）的意大利籍雕塑家馬里奧．拉吉 （Mario Raggi）[6] 製作，再交由一間位於皮米里科 （Pimlico）區的H. Young and Company藝術工作室鑄造，完成後於1896年在香港正式公開展示。在銅像被運回港後，雕塑家比加齊要求港府向英國政府索取女皇像的製作藍圖以作參考。無奈當時英國政府在戰前竟然沒有為女皇像的製作藍圖立檔，或者是檔案難逃戰火被毀掉。香港政府惟有委託英國工務部 （Ministry of Works）代為聯絡雕塑家，但最終都找不到他；但根據現存英國國家檔案館館藏，當中不乏關於拉吉在創作維多利亞女皇像之前的委託工作文件和相片，奇怪的是，英國政府沒有收藏到任何維多利亞女皇像的創作藍圖、手稿、官員與雕塑家商討細節的文書，情況令人感到詫異。英國政府遂向鑄造工作室詢問，希望取得藍圖副本，但不幸地工作室在二戰時被空襲摧毀，搬到另外一個地方後更失去聯絡。因此，藩政院建議委託鑄造原皇后像廣場中的英皇佐治五世銅像的莫辛格公司 （Morris-Singer Company）代為製作。
筆者比較香港與英國的檔案館藏後，現階段只能判定銅像的藍圖是佚失了，而比加齊是參考英國工務部提供的數幀1893年從倫敦運往香港前拍攝的女皇像照片，再加上他的藝術判斷而製作出新的銅像部件的。再者，香港與英國的檔案在文字上對女皇像失去部分的描述亦有所不同，這樣在歷史敍述上的歧異應該是基於兩地對於銅像的認識，以及英國政府可以參考同類型的女皇像作出相應的揣測而造成。
在1947年中旬，香港與英國政府評估女皇像復修的成本和可行性。英國政府向莫辛格公司咨詢意見，莫辛格公司建議兩個方案：
一、 把女皇銅像從香港運返英國量度尺寸，為失去與破損的部分重新製作泥塑模型與模具，再用失蠟法鑄造部件，最後安裝上銅像然後調整。
二、 由香港的雕塑家 （比加齊）為失去與破損的部分製作石膏模具，然後運往英國進行製作。
從藝術家的角度看，第一個提案固然是最妥當，因為復修工作必須直接從雕像套取泥塑模型才準確；縱使在接合位置上有誤差，亦可以即時作出調整。銅像被破壞與切割的多為伸展出軀幹外的部分，而且切口不整齊，如果在香港套取石膏模具，再交由英國雕塑家憑模具和繪圖製作和鑄造部件，則很有機會令部件與主軀幹無法完美接合。
最後，港府沒有採取以上任何一個提案，因為第一提案牽涉的資金超出預算，而英國政府亦不願獨力承擔所有費用；而第二提案在可行性上實在沒有保障。因此，港府決定委託駐港的比加齊製作模型。遺憾是，筆者只找到比加齊在製作初期跟港府的對話，而沒有資料顯示他是在香港鑄造部件。比加齊的工作室位於中環，觀乎當時中環區的社區網絡，主要以政商建築物與民居為主，而鑄造銅像的工作室必須有充足的空間和通風系統，所以筆者猜港府最後交由第三方鑄造，即有可能是莫辛格公司。
當筆者細閱檔案上敍述關於「復修」這一段的波折，以及檔案之間的前文後理、排序與上下關係，發覺「復修」的過程、藝術家對於銅像的想像 （始終比加齊在欠缺製作原稿的情況下重塑，必然有個人創作的成分）、當時官員與民眾對於「復修」前後的看法，以上皆沒有充分記載。因此，筆者在沒有充足資料（包括藍圖和復修文獻）的情況下，嘗試用自己的方法去重塑失去的部分。
[1] 滙豐銀行再戰前資助港英政府興建皇后像廣場 (Statue Square) 以及製作部分廣場內的銅像。
[2]《PAPERS RELATIVE TO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EIZURE OF PROPERTY BY THE JAPANESE IN THE COLONY OF HONG KONG》（18.12.1945）。香港政府檔案處 （HKRS165-4-1），香港。
[3] 筆者於2016年研究及創作關於公開拍賣的歷史、系統與其牽涉的人與物，項目名稱為《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現存於香港政府檔案處內最早關於公開拍賣的檔案是1886年海軍接收到了一批物品，然後商討如何以公開拍賣的形式轉售套現。早期的公開拍賣主要以公私營合作的形式進行，再委託獨立拍賣官在官方與非官方場地進行公開拍賣。拍賣日期不定，視乎當時接收到拍賣品數目而決定。回歸後，政府公開拍賣自2003年由香港政府物流署定期舉辦。公開拍賣的物品包括充公、無人認領物品和來自不同政府部門的閒置工具與器材。
[4]《Hong Kong: Statue of Queen Victoria, Showing Missing Parts》（1947）。英國國家檔案館（CN 3/46），英國。
[5] 筆者從檔案中所得知，在復修時，權杖的模型很大機會是取自英國皇帝愛德華八世的權杖。
[6] 《Photograph of a plaster cast entitled ‘Compulsory Education. A lady teaching a child, profile view》（1877年六月2日）。英國國家檔案館（COPY 1/37/322），英國。
